咫尺望长安的佛光寺[唐初《古清凉传》所载五台胜迹]
年6月，初夏*昏中的山西五台县内。
一队年轻人骑着毛驴，在严峻蜿蜒的乡间小路上缓缓前进着。
队伍翻山越岭，朝向五台山南面的一个人迹鲜至的小镇“豆村镇”驶去，溅起层层尘土。
他们跌跌撞撞曲折中前行，霞光映照下，悠长的太行山间留下了一串串坚定而热血的声音，如天籁之声回荡至今。
这正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探寻山西五台县佛光寺的脚步……
年的6月底，卢沟桥事变前夕。
梁思成林徽因夫妇，以及他们的两位助手莫宗江、纪玉堂一行人按图索骥（《敦煌图录》中收录五台山佛光寺的图片），他们不屑长途跋涉的疲惫，乘着落日昏*的暮光，走进了五台山。
敦煌61窟的壁画《五台山图》显示大佛光之寺
眼前的大殿让他们眼前一亮。
凭借丰富的经验，大家确信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。
佛光寺东大殿全景中国营造学社旧影
佛光寺东大殿正脊鸱吻中国营造学社旧影
佛光寺东大殿斗拱及平棊中国营造学社旧影
为精确佛光寺的建造年代，大家千方百计的在东大殿内搭设攀爬的梯子，一层层拂去沉积深厚的尘土。
顾不上那混入空气中的尘埃颗粒闯入鼻腔咽喉的窒息，终于屈身进入了平暗的“阁楼”。借助微弱的手电灯光，映入眼帘的是成千上万只蝙蝠和不计其数的臭虫，盘踞在椽栿之上。
梁先生曾戏称为“如同厚敷其上的一层鱼子酱，竟至于无法看见上面可能标明的年代”。
梁思成在拍摄佛光寺东大殿内景中国营造学社旧影
就在众人苦寻年代无果时，多病远视的林徽因独见殿内脊枋上的淡淡墨迹。因蒙尘很厚，模糊难辨。最重要的名字位于最右边的一根梁上，仅仅解读出一部分：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，
而殿外的经幢上也同样记载了“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”。（经幢的纪年为“唐大中十一年”，即公元年）由此，确认了佛光寺大殿的年代。
佛光寺的女性供养人的谜底，是由我国的第一位女性建筑师林徽因第一个发现的。
佛光寺东大殿四椽栿上墨迹
这一发现如立春的惊雷，彻底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“中国大地已没有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，要想亲眼目睹唐代的木构建筑，只能到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去”的谬论。
林徽因攀爬上佛光寺经幢察看
年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供养人宁公遇塑像前
佛光寺供养人宁公遇塑像前，林徽因感叹愿意为自己塑一尊造像，陪着宁公遇再坐上一千年。
佛光寺真容重现，有着深远的一语双关之意。
山佛光寺东大殿板门/唐
山雨欲来时代剧变，此时的中华大地上建筑与民族都深处苦难之中，沉寂的殿门被推开，新生的光芒从殿门的缝隙涌入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个隐隐的暗喻。
佛光，又不止是佛光
建筑，又超脱于建筑
时代，又不局限于时代
佛光寺东大殿是学社同仁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的唯一唐代木构，这一发现令他们欣喜若狂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发现佛光寺的同时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了。营造学社的命运，至此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。
佛光寺的东、南、北三面环山，各殿建筑分置于不同高度的台上。
除了唐代的大殿，佛光寺内还有唐石刻经幢两座（分别设立于大中十一年年与乾符四年），唐砖墓塔两座，魏或齐的砖塔一座，金代大殿（文殊殿）一座。
佛光寺后山唐墓塔调查工作照（左起童村、莫宗江、林徽因）[中国营造学社旧影]
佛光寺金代大殿（文殊殿）[中国营造学社旧影]
佛光寺全景图（图片来源：网络）
古松相伴的东大殿，巍峨耸立于高台之上，站在殿前可俯瞰全寺。
它位于佛光寺的最东头，坐东朝西，正门前“佛光真容禅寺”一匾为清代遗留，背后是约有近30亿年的五台山绿岩。
佛光寺东大殿的匾额据说文殊菩萨曾经在此显露真容，故称真容禅寺
东大殿以凿山为基而建，殿内佛坛也是在山岩修凿为基础上设立的，表层的砖下便是山岩。
此做法，可能是为了节省用料，也有研究者认为，这是一种石窟寺的变体。
唐初的石窟便有在山岩母体之中凿出中央佛坛的做法。
古老的五台山绿岩
而当时的石窟寺，又有不少在洞窟外加木构屋檐。
东大殿所处山岩环绕之中，而后檐与山岩的距离最初又极近（年初山洪破坏大殿后墙，便将山岩向后又凿去数米至今日所见的位置）。
再加上唐代前廊的设计，整个东大殿的空间就颇有石窟寺的感觉。
这可能是佛寺在汉化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形态。
佛光寺东大殿后岩石
东大殿面宽七间，进深四间，尊贵巨大的单檐庑[wǔ]殿顶，几乎与墙身同高。
屋顶出檐深远，但屋面坡度舒缓，屋檐起翘昂扬，檐下尽是硕大粗犷的斗拱，展现了力与美的结合。
佛光寺东大殿转角斗拱出檐3.9米左右
大殿俯视平面为长方形，由“外槽”及“内槽”大小两圈方盒状柱列套成，两者之间以木梁斗拱连接，这种构造在《营造法式》中称“金箱斗底槽”。
外槽檐口的柱头斗拱，采用“双杪[miǎo]双下昂”，转角处使用出三下昂，使得屋角起翘，两柱之间另有补间铺作。
东大殿斗拱节点
内槽则以四跳斗拱层层出挑，且全部为未出横向斗拱，称为“偷心造”。
无论是就整体外观或是细部结构设置，佛光寺东大殿都体现了唐代大型木结构建筑威武雄厚的风格。
佛光寺顶内梁架大叉手作法[中国营造学社摄]
推殿门而入，神灵菩萨近在咫尺，形成威严庄重之势，让来访者不禁危立，更可体会当年梁思成先生“仰观大殿，咨叹惊喜”的心境了。
殿内佛像布局设置于与整体形成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之势，营造出安乐清净“礼佛”的视觉效果。
林徽因在瞻仰佛光寺大殿唐代塑像[中国营造学社旧影]
《华严经》中净化思想“性起”
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佛性的显现，所有一切都被佛的光明所包容，也就是被佛性所照耀。
佛光寺所在山谷，集聚变幻的天气，使云在雨雪初晴的阳光下变幻出绚丽的光照，形成寺庙后山对面山谷上的“山如佛光，至夏大发”的佛光奇景。
*昏中的佛光寺后山光芒万丈
中华是一种文明
营造是一种智慧
佛光寺的唐代建筑、唐代彩塑、唐代壁画、唐代题记，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，被合称佛光寺“四绝”。
李乾朗著作《穿墙透壁》：
完整的唐代木结构殿堂，集建筑技术、佛像雕塑与彩画艺术于一身的伟构。
上文已述我国唐代木结构建筑巅峰代表之佛光寺东大殿
东大殿佛台上以三世佛分为三组配置，释迦摩尼佛相像十分庄严，盘腿居中而坐，左右向外分别为阿傩与迦叶、供养众等。
弥勒佛与阿弥陀佛亦有供养菩萨、胁侍众环侍，佛台的两端则为獠蛮与拂霖、普贤与文殊菩萨、童子、胁持菩萨及天王，可谓集唐代泥塑艺术之大观。
东大殿佛像（日本建筑学者小野玄妙摄）此次考察未发现佛光寺建筑年代，故断定论“中国无唐朝古建筑”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左侧持剑天王的背后，恭敬而谦卑地盘坐着一尊衣着唐代妇女服饰的妇人。
据考证即为施主宁公遇（前文已述，为佛殿供养人）。
其发髻高盘，面容饱满不失优雅，身着宽领高系裙腰的大袖衫，双肩覆以如意纹披肩，双手隐藏于袖中，神态端庄自然。
愿诚禅师像及宁公遇像[中国营造学社旧影]
愿诚禅师像女弟子宁公遇像
另外，南侧窗台下有重建时的主持与愿诚法师塑像，衣着袈裟，方头大耳，颧骨高突，眼目低垂。
这两位都是一比一的写实塑像，制作时间应在佛寺落成之后，真实地传达了唐代的世俗面貌。
佛光寺东大殿内佛像
还有一尊韦陀像是从山门移过来的，被认为是明代以后所制作。
这些塑像布局合理，姿态各异，面目浑厚圆润，生动逼真，线条自然流畅。
佛光寺东大殿内佛像
历经千年，穿越十数个世纪，饱经沧桑，一个佛像上可见好多个朝代的痕迹。
今日我们所见的东大殿佛像彩塑，为民国时期重修彩绘涂饰，众佛像衣着神态色彩明艳逼人，与建造之处的略有差异。
倘若在大殿角落里拾起一个自佛像上掉落的细渣，通过处理，在光显微镜下，可看到彩塑颜料的分层，就像地层学的累积一样，历史上多层多次多种颜料的更改清晰可辨。
由此，方可科学准确地断定每一层大概是什么年代做的、用何工艺，这对考古研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佛光寺东大殿佛像的最表层于民国年间涂饰的色彩，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历史价值，反而让它更丰厚了。
佛光寺内的建筑上遍布彩画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阑额上的“七朱八白”，以极为简练的形式作为建筑装饰，用于模仿重楣之形制。
更可与后世的建筑全书《营造法式》相呼应，是非常珍贵的实例。
彩画只是涂了点装饰，佛像画才是梁先生所说的壁画。
殿内北侧柱头泥壁上的佛像画正是，中间的主尊泥塑佛像是阿弥陀，两边分别是观世音和大势至。
倘若顺着彩画向里望佛坛上的彩塑，会发现对应的那尊彩塑就是阿弥陀佛，旁边是胁侍菩萨，主要胁侍菩萨是观世音和大势至。
佛光寺东大殿壁画“弥陀说法”
此外，释迦牟尼须弥座后面还有一幅唐代的画。
殿内其他地方的壁画就是明清的了。梁先生称这“是中国在敦煌石窟以外唯一的真正唐代壁画”。
回望东大殿外唐大中十一年的经幢，经幢顶上的柱状体，四个正面有四尊佛像与殿内的佛像一一对应，可见佛殿是由专门的设计师统一设计规划的。
壁画与建筑是相互依存的。
唐代的佛殿，极少不用壁画做装饰的。
唐代壁画《卷草图》
唐代壁画《毗沙门天王图》
唐代壁画《镇妖图》
遥相呼应，就在佛光寺所在的五台县，距台怀更远的乡间坐落着另一处唐代木构建筑——南禅寺。
南禅寺
南禅、佛光交相辉映，成为我国建筑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。
如若说建筑、彩塑、壁画基本都是在推测东大殿的建造年代的证据，那么，墨迹题记便是判断的确证。
佛光寺东大殿门前经幢刻录文字
殿内屋顶脊枋上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淡淡墨迹，及殿前经幢上刻录的题记内容成为断定建筑年代的重要信息。
此墨迹通过宁公遇把东大殿和高官、大太监联系在一起，亦通过她把东大殿和唐代建筑联系在一起，揭开了佛光寺东大殿确为唐代建筑的秘密。
此外，大殿左右的四根梁底，还有几处唐人题记。
“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”“功得主故右*中尉王”……
字迹仍清晰可辨，是珍贵的唐人墨迹。
这一天是年的7月5日，距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只有两天了。
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等人排除千难万阻擦拭佛光寺千年尘埃，使它得以佛光重现。
待到他们下山几天之后，才得知七七事变已经爆发。
为确保调查资料文件的安全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团结一致不辞辛苦地将测稿托人带走，寄存在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室内。
他们辗转回到北平，不久之后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。
此次的佛光寺探访成为他们最后的华北之行，临走真是不放心，生怕一别即永诀。
那时跟北方信息交通极不便利，他们非常牵挂佛光寺。
梁先生说“当时访胜所经，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踏，大好河山，今已不堪回首”，担心“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”，常常为佛光寺默祷，“遥祝健存”。
而佛光寺的测稿也特别坎坷。
原来它寄存的英国银行地下室发大水，将其淹泡。
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找人晾晒、誊抄，再寄给梁林夫妇，他们才得以继续做研究工作。
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先生
在佛光寺被发现七年之后，距寺仅仅数公里的豆村成为日寇进攻台怀的根据地。
彼时梁思成正在写作《佛光寺》一文，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担忧，“对这唐木建筑孤例的命运之忧思忧恐”。
佛光寺影壁墙
这座千年古刹又一次得到佛光庇佑，
无毁于兵戈战火的祸乱，
屹立至今。
参考文献：
梁思成著，林洙编《大拙至美》
窦忠如著《梁思成传》
李乾朗著《穿墙透壁》